守护母亲山 维系生命线

——部分在甘全国人大代表年中专题调研纪行（三）

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人们常把祁连山比做“母亲山”。从祁连山汇集而成的冰雪融水，养育了世世代代的河西儿女。

近年来，在全球升温的大背景下，由于人们的滥伐、滥牧、开矿、过度利用水资源等掠夺性开发，已经使得祁连山难以负重，生态警钟一次又一次敲响：由于冰川退缩、雪线上移，出现了草场退化、荒漠化加剧、出山径流减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千方百计不使祁连山环境恶化，冰川消失，这关系整个甘肃人民的生存”。

眼下，祁连山的生态状况是否有所好转，保护与发展面临着怎样的难题，又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2012年7月中上旬，在甘全国人大代表周多明、程有清、安国锋、贾迎春、马少敏组成调研组，驱车千里深入祁连山腹地，实地踏访和调研祁连山生态现状。本报记者随行，并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组专题报道。

■ 祁连山之脉——河西走廊的生命线

匈奴人称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之意。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蒙新高原的过渡地带，长约1000公里、宽为200公里至400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至4500米，行政区域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西部，地跨甘青两省9个地市，是我国著名的高大山系。

祁连山是黑河、石羊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的主要集水区和径流形成区，也是黄河、青海湖的重要水源地，是保障我国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被誉为河西走廊的生命线。

祁连山森林的作用，古人早有赞誉。据史料记载，祁连山“雪山千仞，松山万本，保持水土，涵源吐流”。

省林业厅副厅长樊辉介绍说，加强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冰川和生态环境保护，对涵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流水源，防治腾格里、巴丹吉林和库姆塔格三大沙漠，保护生物多样性，优化区域生态环境，促进河西走廊和谐社会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西北地区民族团结、繁荣发展和边疆稳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祁连山通过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涵养调蓄山区降水和冰川积雪融水，提供了72.6亿立方米地表径流及25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孕育了处于河西走廊的武威、金昌、张掖、酒泉等绿洲，供给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额济纳旗的70多万公顷良田、110万公顷林地和800万公顷草场，保障了480多万河西人民生活用水和上千家工矿企业的生产用水，使河西走廊以全省19%的耕地，产出了全省32%的商品粮、42%的油料、45%的瓜果蔬菜、99%的棉花。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汪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座“高山水塔”，河西走廊绿洲才有了稳定的水源，绿洲的人们才得以繁衍生息。相反，如果没有祁连山生态系统涵养调蓄水源，流入河西走廊的将是暴涨暴落的灾难性洪水，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 祁连山之变——生态环境局部好转

驱车从兰州市出发，沿祁连山保护区东端起点乌鞘岭前行，就进入了祁连山的前山区。

前山区大面积山体都是荒山，灰蒙蒙的一片。沿途经过哈溪小脑皮沟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却叫人精神为之一振。环视四面山体，深绿和浅绿交织。视野所及，几乎看不到裸露的荒山，连绵的小雨让林木和草地更显青翠。

示范区为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祁连山保护区哈溪自然保护站的管辖区，总面积近1.9万亩，是石羊河源头重点治理地段。

哈溪自然保护站负责人介绍说，经过4年的生态治理，示范区现已完成退耕还林（草）6115亩，对重点区域47户232名农牧民进行了移民搬迁，示范区现有农户9户41人。

这是祁连山生态保护建设成效的一个缩影。

调研组了解到，为加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从1988年起，我省祁连山地区及周边先后设立了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使我省祁连山境内80％以上的林地、90％以上的冰川、高山冻土、高寒草甸、湖泊和沼泽等重要水源涵养区和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为了依法推动祁连山生态系统保护，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布实施了《甘肃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甘肃省湿地保护条例》、《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和《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等5部法规，多次通过执法检查、组织代表视察和调研、陇原环保世纪行主题宣传等活动，督促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为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做了不少工作。

樊辉说，目前祁连山区整体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经过多年的保护与建设，局部环境正在好转。

据樊辉介绍，从1980年起，祁连山全面禁止采伐水源涵养林，实施封山育林。近年来，祁连山生态环境建设围绕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先后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及重点生态公益林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国家林业重点生态建设工程。近三年来，祁连山保护区林业生态建设投资1．24亿元，完成天保工程封山育林16．3万亩，荒山造林1．9万亩；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建设412．7万亩。祁连山保护区森林资源与建区初期相比，林地面积由47万公顷增加到92．4万公顷，活立木蓄积由1400多万立方米增加到了2650多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14．4％增加到了24．4％。

随着祁连山地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改善和保护措施的不断加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呈大幅增长趋势，上世纪80年代末在保护区几乎绝迹的白唇鹿、蒙古黄羊等野生动物近年来频频现身；肃南和天祝的部分林区多次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踪迹。

■ 祁连山之痛——生态呈整体恶化趋势

调研组在调研中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祁连山得到了大力保护和治理，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由于全球变暖和人为活动加剧的双重影响，祁连山生态环境仍表现出冰川退缩、雪线上移、草场退化、水土流失加重、荒漠化趋势明显，山区生态仍呈现为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总体生态服务功能下降，不仅危及山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青海、甘肃和内蒙古三省（区）570万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我国西部乃至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

据监测，祁连山冰川面积呈整体退缩趋势，截至2008年，冰川面积减少至1435．2平方公里，冰川面积缩减率达17．7％，冰川厚度平均减薄5米至20米，雪线上升l00米至140米。

樊辉说，因超载放牧，导致祁连山区45．3万公顷灌木林退化成盖度为30％至49％的稀疏灌丛草地，林缘下线海拔2300米以下的灌木林退化为低覆盖度草地；每年发生各类森林病虫害3万公顷至4万公顷，海拔2300米至2500米，干旱气候地带的部分林区连年受病虫危害濒于死亡。

省环保厅副厅长葛建团介绍情况时说，由于垦荒、放牧等人为因素干扰，导致祁连山森林功能弱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祁连山森林下限由1950年的1900米上升到目前的2300米。另据甘肃省水文站提供的资料表明，发源于祁连山的河川总径流量由新中国成立初的78．55亿立方米下降到现在的72．64亿立方米，减少了7．6％，其中石羊河水系径流量近20年减少了2．68亿立方米。

保护区要生态、农牧民要生存，成为摆在保护区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葛建团说，由于保护区内农牧民人口众多，生态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益凸显。

据了解，祁连山保护区内有35个乡镇14．2万人，周边有58个乡镇约22万人，并且以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为主，超载放牧和掠夺性采挖给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沉重压力。从1980年到目前，区域人口增加23％，其中肃南县和肃北县两个牧业县人口从1950年的6074人、1370人分别增加到2008年的3．65万人和1．1万人。

近年来，祁连山山区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速度和强度显著提升，主要表现为水电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勘探开采、生态旅游、道路建设等经济建设呈上升趋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对森林草原防火构成威胁。

管理体制不顺也是各方普遍反映的问题。据了解，祁连山保护区范围、面积几经扩大变动，由于没有经过国务院的重新确定，功能区至今没有标桩立界，土地权属不清，特别是存在林草“一地两证”（林权证、草原证）现象，造成林业用地和草地互相重叠，使林业部门对林地的管理处于两难境地。

葛建团提出，山丹马场移交中牧集团后，面对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和社会化企业，客观上要求必须纳入国家、省上和区域经济范畴，而中央在甘企业的特殊性，使马场难以纳入当地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序列中，影响到保护区的正常发展。此外，保护区内的22个自然保护区站是在原属武威、张掖、金昌三市八县(区)的22个国有林场的基础上建立的，实行的是保护区与地方政府、国有林场与保护站的双重管理体制，不利于保护区实行统一管理。

调研组了解到，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效益主要为生态效益，目前国家给予的祁连山生态效益补偿仅限于国家重点公益林，对具有重要生态效益的冰川、冻土和湿地等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同时，保护区内土地、矿产等资源因限制开发，牺牲地方政府和农牧民的利益也没有得到相应土地补偿；野生动物造成人畜伤害事件的补偿政策没有得到全面落实。这种利益格局，既不利于保护区管理部门筹措建设资金，也不利于调动地方和山区农牧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据樊辉介绍，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不足，是造成生态恢复步伐缓慢的最突出问题。祁连山高海拔区气候严寒，浅山区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人工造林成活率低，封山育林期限长，造林成本高。目前人工造林约800元／亩，封山育林约300元／亩。而国家投资人工造林300元／亩，封山育林70元／亩，造成生态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此外，祁连山保护区面积大、范围广，特别是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职工办公生活场所陈旧，林区道路年久失修，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生态监测研究等工作设施设备缺乏。加之保护区各保护站管理实行保护区管理局与地方政府双重管理，全区1500多名基层保护站管护人员的事业经费由所在市、县（区）财政负担，且有678人实行自收自支，占全区保护站职工人数的45％，这部分职工属所在市(县)国有林场编制，部分没有参加各种社会保险，存在不稳定隐患。

■ 祁连山之路——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大综治力度

祁连山生态地位重要，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投入巨大，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无力组织开展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多明等建议，国务院应将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系统治理工程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作为一个国家重点生态工程项目，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开展专题研究，尽快论证批复甘、青两省关于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规划。通过规划实施，启动祁连山区国有林场改革和保护区体制改革，加快保护区居民搬迁或身份转换，加大资金投入，推动祁连山水源涵养林保护与建设步入快车道。按照“大范围封育、小区域治理”的原则，依法禁止保护区内一切违法生产、生活活动，限制祁连山区矿产开采、水电建设、毁草垦荒等开发活动，通过强制性封育保护、退耕还林（草）和人工增雨，达到快速恢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针对祁连山突出的生态效益，全国人大代表安国锋等提出，应尽快建立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祁连山生态补偿区实行强制性保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将祁连山北坡水源涵养区确定为国家级生态补偿试验示范区，进一步落实国家支持祁连山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各项政策，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模式，加快实施生态补偿，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提供制度和资金保障。

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多个部门，为有效解决祁连山区域突出的地域、水资源、森林、草场等冲突问题，切实加强祁连山区自然保护、生态建设、资源开发等管理工作，有关方面提出，将祁连山区整体区划为国家限制开发区，将现有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确定为国家禁止开发区，扩大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将各内陆河的源流地区划入保护区，保护区的定位也由“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扩展为“生态系统保护和水源涵养类型”，理顺保护区管理体制。扩大后跨甘、青两省的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可以是中央业务部门主管，甘、青两省协调管理的部门。建议甘、青两省政府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管理的政策，由两省政府统一颁发保护区林权证，统一祁连山区土地利用规划与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划，尽快批复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调整方案。

如何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呢？中科院兰州分院研究员陈广庭提出，祁连山区生态系统脆弱，人为干扰频繁，因而必须组织开展祁连山生态系统保护工程、生态修复工程、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程、自然灾害防控、农牧民生态经济优化工程、农牧民生活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程项目。在上、中游要加强冰川和水源地保护，大力开展封山育林、封山禁牧，坚持推进退耕还林、还牧还草等生态工程措施；在中、下游要积极探索建立节水型工业、节水型农业、节水型社会新模式、新机制，实施节水工程；在浅山地带积极营造和封育防护植被，加快荒漠化土地治理。对祁连山矿山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统筹规划、科学论证、严格控制。对严重破坏生态的矿产企业，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封停矿山采挖，遏制其对生态的破坏。要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调研中，不少同志认为，保护区及周边居民绝大多数依赖保护区资源生存，给生态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超载放牧，严重破坏了森林、草原植被。因此，实施生态移民，实行封禁保护，让生态实现自然修复才是根本出路。他们建议，对居住在现有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及生态退化比较严重，破坏后难以恢复的生态脆弱区域的牧民进行转产安置、定居安置、迁移安置，实施适度集中或搬迁转移。组织开展农牧民技能培训，增强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帮助其逐步转换身份(管护人员)或转产实施舍饲养殖，对业已转产的农牧民，收回原承包的耕地、草场，交保护区规划还林还草，不得私自转包，从根本上解决过度开垦和超载放牧造成的生态退化问题。将定居安置和迁移安置与加快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搞好配套，培育生计，鼓励创业，促进转产，扶持生产，确保移得出、稳得住、不回迁。从而转变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其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既减轻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压力，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