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诉讼诈骗独立设罪更有震慑意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向大会提交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的建议，建议将诉讼诈骗按一般诈骗罪论处。（见3月13日《法制日报》）笔者认为，对诉讼诈骗单独设立“恶意诉讼罪”，更有针对性，更有震慑意义。
　　这是因为，诉讼诈骗和一般诈骗不同，其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
　　首先，单纯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的诉讼诈骗，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比一般的诈骗罪要大得多。因为，它除了通过诉讼手段骗取他人财产之外，往往还会通过法院之手，即通过法院的错误判决、错误执行，将另外一个企业整垮，让另外一个企业破产。这种事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屡见不鲜了。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整垮，会增加失业率、会减少国家税收，是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破坏。这种危害性是一般的诈骗罪所不具备的。
　　其次，诉讼诈骗除了骗取钱财、破坏国家经济秩序外，还有一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是扰乱审判秩序，耗费国家审判资源，亵渎司法尊严。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结案要动用法院许多的人力和财力。比如，制作案卷、审阅案卷、法庭调查、审判委员会讨论、调解、制作判决书、宣判、执行等，前后要有数名法官忙碌数天甚至数十天，而且还有原、被告双方的律师也要参与其中。如此严肃的法院审判，若是被一个骗子牵着走完一道道审判程序，岂不是对国家审判机关的玩弄和嘲笑？岂不是对审判秩序的极大破坏？
　　再次，我国《刑法》除了规定一般的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数个特别的诈骗罪，如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稍加分析即可发现，这些诈骗罪其实都是可以按一般诈骗罪论处的。因为它们侵害的客体都是财产所有权。如果要找一个与一般诈骗有区别的诈骗的话，那就是诉讼诈骗了。惟独诉讼诈骗是既侵犯财产权，又侵害国家审判权。如果说要从一般诈骗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特殊的诈骗罪的话，那么，诉讼诈骗是最有资格的了，因为只有它才与一般的诈骗罪存在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刑法》中增加一条“恶意诉讼罪”并规定具体的刑罚，对于遏制恶意诉讼、打击诉讼诈骗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为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