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不公开折射作不作为

成都市近日决定，将市、区（县）和乡镇（街道）三级政府的权力依法“清理打包”并通过网络公之于众，最先公开的行政权力涉及49个市级机关部门和单位，共计7437项权力。客观而言，此举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的突破，更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次践行。 
　　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一个“信息公开时代”呼之欲出，但信息公开并非就此一帆风顺，碰壁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前不久，公民李德涛向上海市财政局提出预算公开申请时，就被对方以本部门预算属“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河南省南阳市青年王清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被视为“刺头”，甚至被当作“间谍”，尤其是官员那一句“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更是展示了某些官员的原始思维和权力的嚣张跋扈，也暗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艰难。
　　本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行，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说白了就是给公权力罩上“笼头”，使其因公开化的监督而透明化、规范化。信息公开本来分为申请公开和主动公开，但在现实中鲜见政府部门主动公开，多是被动应对，且拒绝公开的理由五花八门，什么保密需要、尚未纳入对外公开范围等，即便是信息得以公开，往往也避重就轻，敷衍塞责，“选择性公开”、“过滤性公开”、“缩水型公开”几成惯例。
　　信息公开之福众所周知，不公开之祸也是显而易见。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也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既可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公信力和诚信度，也可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进而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即所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否则，就会自食其果，类似案例可谓不胜枚举。陕西“周老虎事件”就是因相关部门掩盖甚至扭曲真相，拒不公开相关信息，使那场闹剧对当地政府公信力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河南省杞县“钴泄漏事件”中，也是因为事发一个月后仍没有来自当地政府部门的权威消息，这才引发猜测，造成恐慌，造成了“杞人忧钴”、大举外迁的事件。
　　可见，知情是公民的权利，信息公开则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也是建设透明公开、廉洁奉公的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因此，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维惯性断不可取，建立信息公开的主动意识倒是迫在眉睫。有一种认识急需厘清：政府主动公开信息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天经地义的义务，是理所当然的常态责任。反而，不公开就是不作为、不称职了。
　　前段时间，广州市财政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了《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首次在网上公开了114个部门的年度预算，与本次成都市公开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相互呼应，均开风气之先。政府信息公开是个系统工程，尤以财、权两项信息公开最为关键和重要，广州和成都的做法，无疑可以引为表率。由此也可看出，信息公开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态度。对一些地方而言，政府信息公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作者系《广州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