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行政强力追债治不了司法“软骨病”

　  截至今年5月31日，四川省广元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逾期贷款余额649.07万元，共计243户，涉及到80个单位，其中部分欠贷时间长达10多年，利息已远远超过本金。11月23日，广元市召开清收工作督办会，提出以11月30日为“大限”，对逾期拒不执行清收规定、恶意逃废债、还贷不力的工作人员，将坚决执行“三停五不”，即停职、停工、停薪，不提拔、不调动、不评先、不晋级和不加薪政策，追究欠贷人的责任。（见12月14日《人民日报》）
　　专门成立清贷办催还公务员贷款，足见此问题已相当严重，也凸显催还公务员贷款成本之高昂。公务员贷款逾期不还并非广元所独有，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总能见到这样那样催还公务员贷款当工作成绩的报道。让人极感郁闷的是，即便不谈欠债还钱的古典式正义，从现有法律逻辑上讲，银行理应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追讨债务。况且，在信用档案逐步建立之日，个人贷款如逾期不还必将导致信用污点，也意味着将在许多方面受到制约。
　　那么，许多公务员为什么会或者敢于欠债不还？这背后或可引申出两种有趣的解读。
　　一是公务员贷款比例过高。比例过高这是相对于寻常无权利的平民百姓而言，因为此类个人贷款额度大都不高。从社会发展层面上讲，小额贷款如果更能倾向基层普通民众，则更可能助其脱离贫困，走上致富之路，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即是作出的最好诠释。问题是，为什么公务员这么容易获得贷款？银行对贷款风险的评估到底取决于公务员个人的实际经济偿还能力，还是对权力的过高迷信呢？
　　二是公务员久欠不还的违规成本是否过低。大抵可以肯定的是，借钱不还的公务员不必担心银行借助司法讨债。在人情社会里，银行的贷款有市场经济驱动的因素，但银行本身与地方公务员关系往往纠结不清。虽不能断定彼此之间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但银行无论是在放贷还是追缴贷款乃至更多层面，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强力合作，其暧昧之态司空见惯。
　　诚然，作为行政自警自省的一部分，加强自身管理并无不妥。然而，如果隔三差五便需地方行政权力介入，强力追讨公务员债务，哪怕真能实现预期成效，至多也只是体现了运动式整治的怪谬“魅力”，实际上既无益于权力公信力良好形象的塑造，也不可能使银行追讨公务员债务问题回归于普通社会机制，一旦权力退出，“旧病”复发在所难免。
　　所以说来，解决公务员借贷不还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当其冲的是采取得力措施医治司法的“软骨病”。其次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避免权力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不作为，尤其要杜绝那些打着个人“小九九”的乱作为。这既是根治公务员欠贷不还的制度出口，更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途径。（作者系湖北武汉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