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访制”难以走出尴尬

江西省瑞金市于去年11月推出“陪访制”，即由村级、乡镇干部陪访民去，试图以此减低数量。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今年一季度接访的496件信访案中，陪访的仅19件。有干部分析说，这和大多数访民不信任乡镇干部，绕开他们有关（见6月26日《新京报》）。笔者认为，“陪访制”的初衷是好的，意在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减少越级，而且可以协助信访部门督办群众反映的问题。但由于“陪访制”在设计上存有“先天不足”，因此难以走出尴尬之境。
　　首先，“陪访制”让乡镇干部没有了“压力”。4年前，瑞金实施的乡镇干部信访考核制度规定，“超出规定的信访量，考核时会被一票否决”（见6月26日《新京报》）。由于这一制度有明确的“量化”要求，乡镇干部“感觉压力”很大，且“无益于保障群众的权益”，2008年11月，这一制度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实施“陪访制”，即由村级、乡镇干部陪访民去。由于“陪访制”免除了乡镇干部的信访责任，少了考核压力，他们不再去“截访”、“控访”了，当然更不会主动地去“陪访”了。
　　其次，“陪访制”让“陪”者有其难。一些群众之所以屡屡，就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不公待遇，权益遭到了侵犯。事实上，群众反映的问题大多涉及基层权力部门或公职人员，而“陪访制”在一定意义上就等于被者要陪者去控告他自己，这让“陪访者”有点难——你告我，我还要一路笑脸相陪？
　　第三，“陪访制”有“监访”之嫌。群众之所以要，是因为其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要让群众息诉息访，最好的办法就是事前多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认认真真地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如果靠“陪访制”解决过多的问题，显然是隔靴搔痒。同时，有些者所反映的问题还可能涉及个人隐私，让被者“陪”者，难免有“监访”之嫌，即让者感觉身旁多了一双监督的眼睛，随身“携带”了一枚“定时”。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好的效果呢？（作者系职业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