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法学教育绝不能弱化法治理念

陈彬在2009年第16期《瞭望》撰文指出，接受高等法学教育的学生，无论其属于何种层次，无论其毕业后选择何种职业，具有坚定的法治理念都应当成为他们独特的“遗传基因”。没有获得这种“基因”的学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科学生，没有完成这种“基因”的院校不是合格的高等法学学府。
　　他说，作为“法律人”主要来源的法科学生，只有树立坚定的法治理念，才有可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坚韧不拔地排除对构建法制社会的各种干扰。
　　法治理念的树立，需要与人们既有的观念和知识体系相嫁接。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母本”，就需要为培植“母本”花费必要的精力。一般认为，“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态度”、“义务观念”、“理性精神”是形成法治理念的公民素质基础。具备这些基础性的素质本应成为接受高等法学教育的前提。但是，囿于应试教育体制及其他环境因素的束缚，我国“高等教育前”的公民素质教育状况不容乐观。而且，由于法治常常被老师、家长片面地解读为“服从”，他们还往往带有对法治的“青春叛逆”。
　　因此，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在我国的高等法学本科教育中，传承法治理念还担负了为公民素质教育“补课”的任务，具有特别的意义。
　　他说，中外法治的萌生，都无一例外地印证了一个历史事实：虽然政治强人是法治的“助产士”，法治是“明主”对人治的超越，但法治并非是“明主”良心发现的结果，它实质上来源于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平衡。
　　这一历史现象也揭示了一个道理：仅仅将法治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是不可指望的，法治的维系必须以其确切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利益关系为前提，法治的进步其实也只意味着它及时地顺应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变迁。
　　以传承法治理念为首要任务的法学教育不应当忽略这一基本原理，应当完整、透彻地向学生揭示法治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情境中开展法学教育，告诉学生：法治只是一种理智的选择，而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选择。选择法治既意味着对社会成员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维护，也意味着对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短期利益的舍弃；养成法治理念不仅需要理论上的“真悟”，更需要实践中的“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