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故事：1949年夏 我经历的新旧交替

1949年夏，我经历的新旧交替

讲述人：党玉枚今年七十八岁西固区工商局退休干部

1949年8月到1949年9月是兰州这座古老城市新旧交替的日子，也是令许多兰州人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如今60年过去了，曾亲身经历了那段难忘时光的人也越来越少，60年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也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随着建国六十周年庆典的到来，那些已经沉睡了的记忆再次被唤醒。

　　1949年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随即7月中旬发动了扶眉战役，彻底击败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拉开了席卷大西北的帷幕。这年18岁的党玉枚正在兰州乡村师范读书，到6月中旬，由于战事紧张，老师无心上课，学生无心读书，学校就开始筹划放假了，下旬，学校就匆匆放假了。党玉枚和同村的一个学友，艰难跋涉两天后，回到了120里外的老家——永靖盐锅峡。到家了也该轻松了吧，谁知一场比“打仗”更为严酷的灾祸向他们袭来……为挽救败局，国民党军四处抓壮丁，原本不在壮丁之列的学生也成了重点抓捕对象，党玉枚和他的学友在田野里同国民党军展开了躲壮丁的“游击战”……

　　8月31日，党玉枚给我们讲述他经历的新旧交替，这段隐藏在岁月深处的民间记忆，给我们展示了1949年夏秋时节的兰州社会状况。

　　匆忙放假

　　党玉枚住在西固区公园路附近，他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记忆力非常好，这些年写了不少的散文随笔。他的讲述就从他的母校兰州乡村师范说起：

　　1948年秋季，我当时17岁，考入了兰州乡村师范，学校的具体位置在安宁费家营三官庙(今兰州城市学院一带)。我记得校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大匾，写着“甘肃省立兰州乡村师范学校”，字是郭寄峤题写的。我们上学后，时局就动荡不安了，到1949年3月，我们学校的部分学生还参加了“三二九”学生运动。6月中旬，形势就非常紧张，同学之间传着今天解放军打到哪里，明天将打哪里的小道消息。原本7月10日放假的，但到了6月20日时，学校就开始准备放假了，我们接到放假通知时，已经是二十几号了。通知中说，由于战事紧张，提前放假。接到通知，同学们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们想到乡下总该安全一点吧。

　　我家在永靖盐锅峡，离学校将近有120里，我和村子里一个同学结伴而行，早上从学校出发，走一天到河口住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早就到家了。我们到家后，家里人既高兴又担心，兵荒马乱中回来了，家人自然也就放心了。可是，这时是国民党抓壮丁的高峰时期，一旦被抓成壮丁，怎么得了呢？

　　难雇壮丁

　　抓壮丁是国民党创造出的一个怪现状。所谓的壮丁就是应征入伍的年轻人。自古以来“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当兵讲究自愿，这样能保证部队的战斗力，然而国民党军内部腐败不堪，军官吃空饷，士兵则饱受虐待，应征者寥寥，为保证兵员只有抓壮丁。党玉枚他们一进村里，就遇到了抓壮丁的事情。

　　我家在永靖县好义乡第九保，当时全乡有9个保6个自然村。说实话，那时，国民党的中央军好当一点，至少是抓去的壮丁跑了，家里不会遭受牵连。可是，马步芳的兵就难当了，壮丁一旦逃跑，他们就按照壮丁的地址，追查下来，有兄弟就拉兄弟顶替，没有兄弟的就拉父亲顶替，这样一来，壮丁也不敢跑了，只能乖乖地为他们卖命。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抓壮丁是一道生死关。

　　刚开始给我们保下达的壮丁名额比较少。随着国民党军的惨败，壮丁名额就越来越多。我记得，起初给我们保下达了5个壮丁的名额，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无人去当兵，但壮丁任务必须完成，那只有一个办法雇壮丁。

　　当时，一些家境困难的人家，儿子们多，由大家凑上一笔钱作为壮丁的费用，然后签订契约，从中雇一个人去当壮丁，这叫雇壮丁。我们村里有一个姓王人家的小伙子，自愿卖了壮丁，一个壮丁是300个“砣子(大洋)”。我记得，签协议时，我们家还杀了一只羊，请他好好吃了一顿。其他四个壮丁名额都这样解决了。全保的乡亲们好不容易把5个壮丁的名额解决掉，还没有松口气，又派下来了壮丁名额，比上次还多。这就不好解决了，没有办法，只好把价钱往上涨，最后一个壮丁涨到了900个“砣子”。到这时，不仅壮丁难雇，村子里好多人家都一贫如洗了，拿不出雇壮丁的钱了。保长就带着人四处抓，我们回家时，保长们正在四处抓壮丁。

欢庆胜利的人们(资料图片翻拍)

狂抓“家乡兵”

　　党玉枚他们回到家里没有几天，一个更大的抓壮丁风暴就席卷了临夏，这就是马步芳独出心裁的“家乡兵”。甘肃临夏是西北三马的家乡，马步芳为挽救灭亡的命运，向家乡的乡亲们下手，大肆强征临夏人当兵，美其名曰“家乡兵”。

　　永靖属临夏专区(又叫第五专区)，当时，临夏管辖永靖、和政、临夏、宁定(今广河)四个县。我们到家没有待上几天，马步芳就开始征家乡兵，听说，抓家乡兵是为韩起功的骑兵军补充兵员。我们保分到了20个名额。根本无法出这么多壮丁。为了凑够人数，韩起功直接派人到村子里去抓，只要被抓住，直接带走了。一时间，人人自危，保长、甲长们都不干了，也躲起来了。

　　1949年的7月、8月，我们都是躲壮丁中度过的。刚开始，我们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夜深人静时，才回家睡觉。这时，庄稼已经长起来了，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掩护，后来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军晚上出来包围村庄抓壮丁，晚上屋里也不安全了。只好，拿条毛毡到地里去睡，好在是夏天，天气热，田野里睡觉也挺舒服的。十几天过去后，国民党军也掌握了我们的活动规律，又开始向田野里包抄，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向黄河边上转移。晚上就睡在河边，又准备了一条羊皮筏子，准备一有动静，就坐上筏子过河，河对岸，是皋兰县，抓壮丁的就不好越界抓人了。

　　到了8月10日左右，形势越来越紧张，不仅抓壮丁，国民党乱兵也四处流窜，没有办法了，大人们商量一下，决定让年轻人进山躲起来。我们家在司家岭有三间房子和一些旱地，那里人烟稀少，外人不知道。我们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当时主要是粮食，没了粮食怎么活下去呀。我们把最重要的粮食装到一个大柜里，在地里挖了一个大坑，把柜放进去，然后把粮食装满，盖好柜子，上面盖上了一层土，就匆匆进山躲了起来。直到8月23日，永靖解放后，村子来人喊了，我们才从山里出来。

　　出错的帽徽

　　党玉枚他们下山后，第一感觉就是村子里比较安宁，他们看到了贴在墙上的红色标语，留守在村子里的老人们也没有兵荒马乱的惶恐，他感觉有些不一样了。

　　我们从山上下来就到24日了，进村子时，看到墙上贴着红色标语，上面写着“热烈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等内容。进到村子里，我们先到地里去看了一下，发现埋在地里的大柜还在，粮食也完好无损，我们暂时放心了。

　　进村不一会儿，就听到一个让我们吃惊的消息:王吉辉当了大川区的区长。王吉辉是流散红军，我们都把他叫“老四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返回了四川老家。王吉辉在我们这里已经待了十几年了，他的妻子也姓党。听到他当了区长后我们多少有些放心，毕竟是熟人。

　　形势很快就稳定下来，至少不用满山遍野躲壮丁了。27日，兰州解放的消息就传开啦！这时永靖县上的几所学校，也准备在9月初开学，我和学友商量准备返回学校看看。最主要的动力还是师范学校每月给学生提供口粮，这一点对我们挺有诱惑力的，也想早点减轻家里的负担。

　　9月初，我们就坐着羊皮筏子去学校了。羊皮筏子顺水而下，非常快，小半天的工夫就到了学校。我戴着学生帽，一路上行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但顾不上理会，我匆匆向学校走去。刚进校门，就看到了几个同学，一个同学上来，一把就把我的帽子抢走了，我吃了一惊。他把帽子悄悄拿给我看，原来帽子上别的“青天白日”帽徽忘记取下来，怪不得，一路上行人看我都怪怪的。我心里紧张得很，赶紧把“青天白日”帽徽扯了下来。

　　到了宿舍后，我才知道，很多人都返校了。这时，学校的音乐老师任光迪已经给同学们教新歌了，我记得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唱会《东方红》后，我们又学会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两首歌。整个9月这三首歌就在校园上空飘荡。我们按部就班地上课了，不过同学们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干事情不再是有气无力，拖拖拉拉的。课程还是有细微的变化，公民课取消了。听兰州的同学说，8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遗憾的是那时我还在老家没有赶上。

　　9月15日，兰州市在兰园内的抗建堂举行了庆祝兰州解放大会，彭德怀、张宗逊等人都参加，兰州市内各个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从费家营走了两个多小时，赶到了会场，会场上彩旗飘扬，甘肃省委书记张宗逊作了讲话。我们也逐渐感受到了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不同，也认识到什么是人民政权。文/图 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

　　兰州故事征集线索

　　兰州故事，就是发生在兰州或与兰州有关的鲜为人知的个人史或集体史，它发生在5年前、50年前甚至是100年前。如果你愿意与兰州人一起重温你的故事，就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3893179597

　　提供线索一经采纳,即付线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