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化处理群体性事件

单光鼐在2009年第14期《财经》撰文认为，中国目前的群体性事件仍是以“工具取向”为主，即行动者指向一个具体的经济、民生利益目标，通过用集体行动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些诉求目标，是针对本地区的而不是全国的，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是具体、特殊的单一议题而不是抽象、一般的复合议题。
　　对于执政者而言，面对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要善于在“妥协”和“压制”之间的灰色地带中拿捏尺寸、掌握火候。
　　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有两个问题是需要高度注意的。
　　其一是“发酵期”。据调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从起因到发生，都经历了时间长短不等的发酵期。一般来说，没有诉求、没有组织化的集体行为的发酵期比较短，在公共场所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演化为冲突，比如一些因对警察执法不满的围观事件。而有目的诉求的集体行动，发酵期就稍长一些，有几天乃至一周左右的时间，比如瓮安、孟连等事件。总的来说，目的诉求越鲜明，组织化程度就越高，发酵期就越长。我们常说的“将事情控制在萌芽状态中”，这个萌芽状态实际就是“发酵期”。
　　其二，要高度重视“死人”与社会抗议的关系。借助死人是一种传统的抗议手法。停尸抗议、抬尸、集体送葬、拒绝下葬，往往都是抗议行为的一部分。尤其中国传统的观念是“死者为大”，凡遇人命官司纠纷，社会舆论往往同情死者一方。有理敢闹，无理也闹，且敢于提出种种要求。所以，对于死亡事件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耐心、细致，特别是处理要及时。
　　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要及时信息公开，发布真相，稳定民情，也要注意收集各种传言，研究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然后及时对传言作出澄清。不能“群众传群众的，政府发布政府的”，最终导致政府说了真话也没人听、没人信。
　　处置群体性事件，“慎用警力”是关键问题。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一线警察纷纷反映“做警察很难”，难在以下两点：其一，警方条例的刚性与地方行政领导行政命令随意性的矛盾；其二，瞬息万变的现场不确定性与刻板、明示的条例的原则性的矛盾。
　　首先，公安机关内部可提出“依法行政，行政中立”的口号，处理公务立场超然、公正、无偏向，执法时公平对待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将公安执法的公权力仅仅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上，坚决杜绝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其次，针对各地的案例，就上述两个矛盾展开调研，进一步界定执勤警察运用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界限，借以规范处置过程中的执法行为；第三，必须给一线警察明确的使用武力的规则，约定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使用武力，避免因情境模糊而施用武力失当，它应该比《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更细、更具体；第四，向群众广为宣传公安机关各警种的性质、职责以及着装、勤务内容，加强警民了解，这样既便于警察执行勤务，也有利于群众与警察沟通，并约束群众自己的行为；第五，公安领导机关要能“切割”、问责，公安队伍中时有损毁公安形象、毒化警民关系的害群之马，对此，上级公安局不必为下级公安局“埋单”；对下级的过失，不掩饰、不粉饰；敢于亮丑、敢于纠错、敢于整肃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