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推动进步的代价能否小一点

上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期望通过完善立法以减少错判“冤案”以及看守所刑讯逼供等虐待行为的发生。《国家赔偿法》生效14年来，一系列舆论热点事件伴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在进一步演进，一批批里程碑式的“小人物”案例也影响和促进了一系列法律的修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这些标志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见新华网11月1日）
　　无论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还是2005年的佘祥林、聂树彬案，抑或年初云南晋宁看守所的“躲猫猫”事件，还有前不久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乃至最近上海曝出的“钓鱼式执法”，牵涉对象无一不是社会普通人物。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最终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并促进了相关法治建设，无疑是有益的一面。不过，将目光射向这些“小人物”付出的那些昂贵代价，难免让人顿感悲壮。
　　回顾一下，这些“小人物”个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根本一点在于舆论的高度介入。而舆论的高度介入往往则需要“与众不同”的“新闻性”，且这些“新闻性”往往又在于事件本身的过于沉重——或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或以自残等极端方式求证自身清白。
　　“小人物”个案能够助推社会进步，这似乎是“将坏事变好事”。但这不得不让人深思：法治建设的进步，难道就不能避免这种昂贵的生命或健康代价？一直以来，无论是庞大的法学研究队伍，还是现有制度架构，对于法治建设一贯表白是高度重视，但为什么不能在这些“小人物”个案发生之前防微杜渐？为什么不能在那些司空见惯侵犯“小人物”私域权益的案例发生后尽早介入，而是让媒体抢在了前面呢？
　　就眼下来看，我们的法治建设并不缺专家学者，也不缺机构机制，更不缺资金资源，可为什么事关“小人物”生存环境的法治建设步履如此沉重，这里面到底是因为我们对“小人物”生存环境缺乏了解和重视，还是我们的法治建设缺乏一套更低诱发成本的科学机制呢？积极反思“小人物”个案背后的问题，远比大谈“将坏事变好事”更有意义。（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