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需为主需要制度的改变

余孚在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撰文认为，改革中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企业花了差不多30年也没有改好，最大的问题就是责权不清。产权制是在私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私有制中，产权制在法律上，法人要负什么责任是清楚的，但在国有制企业中，产权是国家所有，但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不可能直接承担法人权利和责任，国有企业的财产由派去的代表负责，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家的财产就成为他们挖之不竭的金矿。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有机会捞就不能放弃。国家尽一切条件从各方面向国有企业输血，财政注资、定期补贴、国际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股票市场每一次都由国家用政策鼓励其发展，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甚至一个国有企业成了空壳，还能到市场去圈钱，直到把股民的钱袋掏空为止，才算这一轮股市结束。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家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企业总是困难，原因是企业总是缺乏资金。1994年以后国家下狠心拿出2万亿元为企业三年解困，3年过去了，企业依旧困难。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从来是十分巨大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超过13万亿元，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元，2009年预计20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个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着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对私有经济，在我国宪法的多次改革上，都得不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待遇。在宪法上1982年还没有提到私有经济，到1988年才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2004年提到对私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2006年才由国务院发布非公经济36条，对“鼓励、支持和引导”提出具体办法，但是在实行中阻力重重。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增加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却是私营企业。在国有经济垄断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民间经济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占GDP的贡献率仍达2/3，吸纳新增就业率仍达80％，真正能够产生效率的还是民有经济。
　　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2007年和2008年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1/4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100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更加无从计算，数量更是惊人。
　　在不改变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给权力拥有者以前所没有的机会，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运动的涡流。所有人民创造的财富都随着这种涡流最后流向权力中心，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集中的经济体系，从而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3亿人民的购买力难以提高，严重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内需的缺乏，所有这些都成为改革前那种制度的痼疾。